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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胡春春则认为，中国有发展的权利，欧洲应该认真对待中国的发展诉求，而不是怀疑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有“大国诉求”或“大国幻想”。他提醒，欧洲国家应该更深入地研究中华文化，且不仅是传统文化，还包括当前的发展。对话实录摘编如下：中新社记者：据报道，朔尔茨此次率德国经济界代表团和三位部长访华，释放何种信号？中德和中欧如何才能抓住机遇，维持当前互利合作的积极务实态势？胡春春：通过访华，朔尔茨传递了与中国继续保持合作的意愿。在政治上，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也是负责任的德国领导人的明智选择。在经济上，中德密切的经贸关系是中德关系的基石。朔尔茨访华，也是刚刚升至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德国的领导人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其连续8年的全球最大贸易伙伴的访问，其意义不言自明。即使面临杂音，德国2023年的对华投资仍旧创下历史新高，在研发领域的投资尤其明显。此次朔尔茨访华，还有德国环境部、农业部、交通部的部长随行，表明了双方将在这些领域展开新的进一步合作。而众多德国世界级企业的CEO，也早已成为德国政府访华团的传统成员。朔尔茨总理此次访华，希望能够释放出开放与合作的信号。中新社记者：当前国际局势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在此种背景下，中德可就哪些领域深入交换意见、加强合作？胡春春：至少有三方面。首先是和平与安全。中德两国没有根本的地缘政治矛盾，双方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负有共同的责任。第二是发展。中国的新能源技术产品具有技术和生产的优势，完全可以为德国在实现气候保护目标的同时降低成本做出贡献。朔尔茨在重庆和上海参观的德国企业，就属于氢能和环保技术领域，而德国交通部长的随行，更是为两国在面向未来的环保、能源和交通技术领域，打开了合作共赢的想象空间。第三，双方应进一步拆除社会交往的藩篱。中方在2023年11月宣布对德国来华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入境，就是深化交流的良好开端。不失自信的开放和深化开放，是中国的成功经验。中新社记者：在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欧洲与中国应如何找寻对话的基础？施寒微：如果我们真正考虑到自身利益，那就不难意识到，欧洲和中国其实是处在同一块大陆上，彼此间有许多联系。哪怕欧中之间隔着许多国家，我们也必须加深这些联系，双方不应将对方视作威胁。我相信，贸易关系和经济关系，包括连通欧中的基础设施，可以成为进一步合作的先决条件，也可以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良好先决条件。我们之间没有海洋相隔，反而有很多道路相连，欧洲也可以参与如今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一些地方也确实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我相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西欧也有兴趣加强和中国的关系，我相信这也是双方共同的愿望，我们之间的合作潜能非常大。胡春春：中国想要发展，中国也有发展的权利。因此，欧洲更应该认真对待中国的发展诉求，而不是怀疑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有“大国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非常欢迎德国等欧洲国家更深入地研究中华文化——不仅指传统文化，还包括当前的发展——这样他们就能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究竟想要实现什么目标。中新社记者：胡老师在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东西问·中外对话”论坛的青年圆桌上提到，地缘是一个很短视的角度，文化才是跨越鸿沟最有力的工具。请您介绍，文化拉近中欧之间距离的创造性体现在哪些方面？胡春春：仅从地缘政治或地缘争端的角度来看待中欧、中美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这其中肯定还有另一个层面，也就是文化或文明的层面。我在尼山论坛上提到了这一点，因为它让我想起了中欧交流的开端，想起了莱布尼茨、伏尔泰还有黑格尔等。也就是说，欧洲的知识分子，后来也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从哲学、从文化开始，从文化和文明的基础开始，来形成他们对外来文化、外来文明的看法，而不是立即从政治或地缘政治开始——相反，莱布尼茨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欧洲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向中国学习，比如欧洲显然可以在实用哲学的意义上、在儒学的意义上向中国学习。中新社记者：国际舆论场上有一种主要来自西方社会的声音，那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请问施教授，当前欧洲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华文明？施寒微：由于中国越来越强大，欧洲对于中国的恐惧也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这种恐惧是没有道理的。我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发展的积极面，我们也应当更多地认识到，中国是国际社会重要的稳定因素，这一点欧洲和美国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不过就现状而言，欧洲对华情绪常常突出“恐惧”的一面，而我们都知道，恐惧只会让事情更糟。中新社记者：欧洲对中国的误读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施寒微：欧洲一些人把中国视作一个整体，而不能理解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元的国家，由不同的区域构成，有其自身的内在活力，历史复杂悠久。存在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不像欧洲人想的那样千篇一律。“欧洲害怕中国，对中国有误解，如今的中国不符合欧洲人的‘设想’。”这种对华认知显然不利于进一步地发展双边关系和教育合作，因此中西双方应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尤其是欧洲和美国一方，必须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们的社会也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中国观，中国学和汉学在这其中当然有所裨益，但我们同时也需要双方之间更多的人际交往，也就是人文交流。中新社记者：我们曾经对话德国汉学家罗梅君教授，她认为，德国政界和媒体要求撇开中国、“独立”建设“中国能力”的声音是错误的，这样做也行不通，您如何看？施寒微：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共同体，20世纪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认为，只有当我们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那这个世界才是人性的，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这种联系。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我同意罗教授的观点，虽然距离遥远，但我们仍应寻找共同之处。诚然，有时候找共同点比较容易，有时候比较难，甚至有些时候，对话可能会中断；但是和其他很多国家相反的是，中德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已经发展得很深远，如果我们因为切断双方的联系而错失一些良机，那将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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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念、残殇：
中国国家博物馆现有藏品数量143万余件，涵盖古代文物、近现当代文物、艺术品等多种门类，藏品系统完整，历史跨度巨大，材质形态多样，涉及甲骨、青铜器、瓷器、玉器、金银器、钱币、佛造像、古籍善本、碑帖拓本、墓志、玺印、书画、雕塑、漆木家具、砖瓦石刻、珐琅器、玻璃器、丝织品、工艺品、老照片、民族文物、民俗文物、革命文物等等，具有独特鲜明特点，充分展现和见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血脉绵延与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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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特稿□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昊“我的儿子长期在国外生活。我现在年龄大了，越来越需要人照顾，未来我想让侄子们代替儿子来照顾我，会涉及哪些法律问题？”近日，年过七旬的吴奶奶来到天津市和信公证处进行咨询。家人分居不便照顾，子女患有严重身心疾病而父母已年迈，独身老人、“丁克”家庭出现……近年来，随着个人、家庭生活状态呈现多元化趋势，人们对自己在生活照顾、就医等方面做好安排的需求和意愿日益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民法典中对意定监护、遗赠扶养协议以及信托等制度的设计，如同为社会生活中的个性化需求打开“一扇窗”。如何让民法典有关制度落地，帮助群众更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愿望？《法治日报》记者就此展开采访。发挥遗产管理人制度功效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及的“顾氏三兄弟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牵出一段人间佳话。江苏省太仓市的杨师傅没有成家，没有子女，父母、姐姐已故。顾氏三兄弟是杨师傅儿时乳母的三个孙子，对杨师傅晚年生活照料风雨无阻，寻医看病方面尽心尽力，多年的陪伴也给了杨师傅精神上的慰藉。2021年1月，杨师傅病故，他们为老人办理了身后事，此后每年按当地风俗祭拜。随着对民法典的广泛宣传，三兄弟了解到其中设立了遗产管理制度。2022年7月，他们向法院申请指定太仓市民政局为杨师傅的遗产管理人。“三兄弟与老人没有血缘关系，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该案的承办法官、太仓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王坤曾多次前往杨师傅所在社区调查核实相关情况。结合三兄弟递交的相关证据材料，深入了解了许多往事。随后，太仓法院判决指定太仓市民政局作为杨师傅的遗产管理人，还明确了遗产管理人的六项职责。2023年8月，太仓市民政局依据判决书依法履职，对杨师傅的遗产进行了分割，三兄弟继承了老人遗产。至此，这段佳话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三兄弟在老人生前尽心照顾，却没有去提醒、鼓动或者变相要求杨师傅立下处置其房产的遗嘱，非常难得。他们的做法值得司法裁判予以肯定。”王坤向记者介绍说，“通过本案的判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中‘重承诺、守信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好人好报’等理念得到了弘扬。”结合案件的办理，王坤总结说，被继承人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况出现时，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被继承人的遗产管理人对遗产进行管理。“为进一步发挥遗产管理人的功能作用，应对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主动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作出明确规定，并对其履职的具体规则作出相应规定，从而保障遗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公平、有序地分配遗产。”王坤说。开展意定监护公证服务“因年迈或疾病完全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若身边没有法定监护人，日常生活会面临诸多困难。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难以得到保障，所涉及法律行为的效力有时也存在不确定性。”王坤说，为了减少或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民法典中设计了意定监护、遗赠扶养等制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对于意定监护制度的规定，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李亚红介绍说。“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意定监护制度充分体现了民事法律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让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提前规划将来的生活。”天津市法学会民法学分会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贾邦俊认为。人们对意定监护制度的接受度怎样？这项制度更好落地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一些公证处正在探索开展意定监护公证服务。“3年前，我参加了一场座谈会，孤独症患者父母在会上谈到担忧自己离世后孩子无人照料。”回忆起开展意定监护公证服务的想法，天津市和信公证处主任杨晓铭说。杨晓铭说，自去年公证处开展这项业务以来，办理过这项业务的当事人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尿毒症患者、同居关系中的当事人、情感破裂但未离婚的当事人等。贾邦俊说，当事人与选定的意定监护人之间社会关系各不相同，涉及的法律关系及希望托付的生活事务也各不相同，通常需要将多项法律制度“组合”，“量身定制”一套方案，才能稳妥实现当事人的想法。公证机构基于公共法律服务的专业性以及开展此类业务的经验积累制定方案，而当事人自行订立意定监护协议可能存在一定难度。“意定监护协议中，无论是选定一位或多位意定监护人，都需要对监护人的义务和责任加以明确。”贾邦俊说，意定监护中，涉及被监护人权益保护以及善意履责的监护人的权益保护，两方面的规则都需要更加清晰。意定监护机构也成为人们的一种选择。天津市和信公证处公证员冀海虹向记者讲述了一起案例。75岁的徐丽父母已故，离婚后未再婚，独生子不幸去世。她与兄弟姐妹多年未联系，情况不详。徐丽选择在养老院养老，她担心将来若失能、失智，养老院费用的支付、医疗事务的处理、财产的管理等没人管。“幸运的是，徐阿姨自己找到了合适的意定监护机构。”冀海虹说，去年10月至今年1月，徐丽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她完成了对意定监护机构的考察和公证事项的办理。“实践中，开展意定监护服务的机构不多，且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杨晓铭说，公证处建立了意定监护人推荐库，目前入库的机构大多为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公证处对入库的机构整体情况会进行追踪评估。当事人有需求时，公证处可以推荐合适的机构作为意定监护人。“监督意定监护机构的日常履职情况，这一环节不可或缺。但这类监督必然涉及当事人的隐私，谁有资格进行监督目前还缺乏规则支撑。”杨晓铭说。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接受采访的法官们都认为，办理涉监护、扶养案件时往往有多方面的因素需要考量。“此类案件中，审查是否需要变更或撤销监护人的关键性事实较为困难。”李亚红说，在家庭生活中，被监护人为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一般较为隐匿，难以被外人所获知。“在办理变更监护人的案件时，法官应坚持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和最大程度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宜章县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杨梦然说，“最有利于”没有统一裁判标准，也难以量化对照；加上感受的个人化、需求的个性化，当事人的意见审查认定也较为困难。这些都考验着法官的社会调查水平、社会经验丰富程度和分析判断能力。“法官需要大量实地走访进行调查，核实监护人的履责情况，进而判断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严重侵害。”王坤说，实践中面对撤销、变更监护人的紧急申请，有时很难及时应对。“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纠纷，往往是法、理、情交织在一起，法院要在准确认定相关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好当事人的关系，考虑裁判结果是否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或有无充分保护被扶养人的合法权益。”王坤说。“随着意定监护、遗赠扶养协议、遗产管理人等法律制度不断在社会生活中被‘激活’，制度优势也不断被释放。司法实践中，法官应能动履职，积极运用这些制度保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同时，倡导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积极为有需求的群众提供多元化的配套服务，让群众切实感受这些制度所带来的便利性和安全感。”王坤说。“信托制度也是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一项设计，而家庭信托尚属起步阶段。”贾邦俊说，“民法典中的这些制度要进一步在司法实践、理论研究中细化，社会生活中应用，才能让民法典的制度设计成为群众日常触手可及的便利。”
他心無我 ：
top6、中新网记者16日从西藏那曲市奋进办获悉，依托“乡村振兴 那曲奋进”活动，那曲市挖掘非遗资源，开发创新非遗产品，促进农牧民增收就业。2023年，那曲市14家非遗工坊总计收入235.25余万元，带动就业人数114人。
谁的思念带着伤：
top9、召回两次仍出故障、倪先生的一辆比亚迪“唐DM-i”混动汽车购于2021年10月。第二年，4S店打他电话称：电池包需要召回更换。2023年4月，4S店第二次来电，再次召回更换电池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