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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晨熙□ 实习生 郝嘉伟“再不减，教育教学都快成副业了”“我只想将精力放到教书育人上”……这是一些被非教育教学任务“裹挟”的中小学教师的心声。教师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教师法第三条明确提出，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但一直以来，有关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承担大量非教育教学任务的情况在各地并不鲜见。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为中小学校安排额外的行政任务，学校进而将这些工作转嫁到教师身上；还有的学校占用大量时间开展形式主义工作，甚至将非教育教学任务纳入教师年度考评，这些行为不仅分散了教师的教学精力和时间，也极易引发家校矛盾。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过重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受访代表和委员提出，教师减负应建立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入校任务准入清单，强化监督问责，合力助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非教学任务五花八门教师的工作竟然包括向学生催缴医保？贵州省某小学校长曾向媒体反映，当地镇政府不仅将征缴医保的任务交给学校，还会根据完成情况进行排名，排名垫底的学校会受到通报批评；陕西省某学校校长也曾向媒体透露，学校需要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学生及家长医保情况的统计，“对于未缴纳医保的学生和家长，教师还需要逐个打电话了解原因，并劝说他们尽快缴纳”。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近期在某网站论坛搜索“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发现不少教师都在吐槽自己的遭遇，他们接到的非教育教学任务不仅涉及一些家庭摸底排查、填表造册等，还包括要求家长下载某款App，甚至推销保险等。河南省郑州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学校长指出，当前个别基层部门为满足工作需求，将任务分配到各学校，利用学校师生资源多的特点来冲抵工作完成的基数，这种行为给学校和教师增加了大量非教育教学任务。除学校“遵照”个别部门要求，安排五花八门的非教育教学任务外，一些学校也会为了提高“竞争力”，给教师安排诸如公开课、教育教学比赛、教案评选等“特别任务”，其完成情况往往与教师考评挂钩，教师只能尽力完成。“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学生社保缴费等任务，不管和教育教学有没有关系，只要上级布置下来，总想让学校代办”“各种与我们工作关系不大的评比、检查、创建类活动都要参与，耗费了大量时间”……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沧州市第十六中学校长唐景丽在就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问题进行调研时，发现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种类繁多，流于形式。“教育是一项需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的事业。减轻非教育教学负担，是中小学教师群体普遍的心声与诉求。”在唐景丽看来，如果非教育教学任务太多，学校就只能被迫走过场、干虚活，不仅这些任务本身完成的质量堪忧，教师也苦不堪言。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贵云深有同感。他在湖北、湖南、河南、重庆等地农村中小学校开展调研时发现，中小学教师不仅承担了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种检查、评比、打卡等工作，还承担了大量其他部门诸如反诈、反腐情况统计等任务和一些创建类工作，门类高达十多种。陈贵云认为，大量非教育教学任务涌入学校容易滋生“校园形式主义”，不仅影响教师身心健康和教学质量，也极易激化家校矛盾。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抵制“校园形式主义”迫在眉睫。出台政策助力教师减负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新增了“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的内容，让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的唐景丽兴奋不已。在她看来，将“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说明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重已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而将其放在加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部分，紧跟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体现出“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既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的内在要求，也是“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应有之义。此举有助于为中小学教师卸下包袱，激发工作动力，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工作质量。记者近日从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了解到，教育部今年将开展社会事务进校园专项整治，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事实上，针对中小学教师承担过多非教育教学任务、身心压力过大、教学质量下降等问题，有关部门已先后出台多项政策予以整治。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指出，目前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还存在负担较重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种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多、频率高；各类调研、统计、信息采集等活动交叉重复，有的布置随意，极大地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给教师增加了额外负担。对此，《意见》明确要求清理规范影响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202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有关工作的通知》，减负事项梳理形成任务台账。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趋势，杜绝行政任务向校园转嫁做法，切实减轻中小学校和家长负担。自2019年《意见》出台以来，多地都在积极落实，有些地方发布“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重点任务台账”，开出了更有针对性的“减负清单”；有些地方立足为教师减负，将过去分解到学校由教师承担的志愿服务任务改由局机关承担；还有些地方建立投诉机制，对于违反相关要求、加重中小学教师负担的各类事项，都可及时投诉反映。教师减负需多方合力共管近年来，我国各部门、基层单位针对“为教师分派过多非教育教学任务、占用正当教学工作时间、为教师增加额外的工作压力”等问题作出努力，极大改善了在形式主义与非教育教学任务安排下教师压力过大、教师队伍工作积极性下降、学校教学质量低等问题。但从实际调查情况来看，当前部分教师仍然“身负重担”。唐景丽分析认为，当前部分地方党委、政府对教师减负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足，或只将教师减负当作阶段性工作，常态化推进意识不强。此外，部分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协同机制未建立，各类“进校园”事项审批制度不完善。有效推进教师减负，关键着力点在哪里？唐景丽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是教师减负的首要责任主体，应建立教师减负长效机制，明确建立入校任务准入清单，赋予教育行政部门把关的权力；在开展相关进校园活动时，要尊重学校教学规律，主动听取学校意见，不人为增加学校与教师负担。同时，应不断强化监督问责机制，对于妨碍教师正常工作的各类进校园活动，加大对相关主体的问责力度。“学校是教师减负的直接责任主体，是教师减负的第二道‘防火墙’。”唐景丽认为，学校要转变观念，对不利于学校发展的社会事务“理直气壮地拒绝”，还要整合校内各种通知与任务，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陈贵云从多个方面为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出谋划策。首先，要完善学校非教育教学任务准入机制，非教育教学任务进入校园必须经本地教育领导小组批准并向全社会公示；同时，要不断健全监督机制，设立非教育教学任务进校园举报电话并向全社会公布，对查证属实的责任人进行处分；此外，还应定期开展专项整治。此外，陈贵云认为还应继续加大力度解决校园形式主义问题，既要严格限制各类考评事项，也要整治不合规定摊派任务等行为和相关责任人。大数据智能化建设也可对此类犯罪形成更有效的监管和震慑。据何连宁介绍，天津市公安局经侦情报导侦联勤中心成立后，借力大数据开展重点领域经济犯罪形势分析和重大线索研判。2022年以来，已发现并打掉10余个车险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0余人，涉案车辆近百辆，金额达数千万元。黄希松：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有福，拥有两套不同体系的医疗资源。西医有西医的优势，中医有中医的特点。